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

——关于干部的培养与成长

顾凌英

一

共产党是伟大的党。将近二百年以来，从世界的范围看，它所创造的业绩前所未有。仅从中国来看，从五四运动的1919年到今天的2025年的9.3阅兵。中国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啊！真是翻天覆地！

我们从《觉醒年代》中：从灾民遍地的天津，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谈话和告别开始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1924年国共合作，北伐开始到中国共产党人1927年被背叛革命的蒋介石所屠杀；革命力量损失，仅1927年3月至8月，五个月中，被杀的党员和工农群众就有29430人，被捕的有24900人，合计54330人。其中被杀的共产党员就有2.6万多人。【根据党史统计：1927年，中共五大时，党员人数为：57967人。】

就这五个月我们党的力量损失至少也有45%以上，甚至更多，斗争的残酷程度可想而知。据1927年11月统计，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近5.8万人，急剧减少到一万多人。【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5月，第一版，第82页，89页。】

更为可惜的是，牺牲的领导同志，许多是自觉革命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骨干力量。如肖楚女、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资料来源：同上，第101、102页】

如果他们都能活到1949年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我们国家的形势必然会更好，但是斗争的残酷和艰巨，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右倾机会主义第一次使我们党损失了90%的力量；在之后十年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使我们的损失更大。毛主席曾说过：“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30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毛泽东：《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1960.5.7）《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

革命不能没有无产阶级的骨干力量。这些革命骨干在民主革命时期有许多、许多，他们前仆后继、宁死不屈的集体主义革命精神，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

最后，是迎接台湾解放的我党的以吴石为代表的上千的地下工作者，由于叛徒的出卖而牺牲，蒋介石反动集团由于可耻的失败而更加疯狂而残忍。最近上演的《沉默的荣耀》向我们揭露了，他们的罪行和我们烈士的英勇。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28年夺取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斗争中，革命者的前仆后继，英勇牺牲，是这段革命史最大的特点。但是其中最大的无谓惨烈牺牲，是在1921年到1935年的14年中，是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被排挤的遵义会议之前。而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党的领导权回到毛泽东同志手中之后。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党的革命事业和党的力量发展都是最快的、波澜壮阔的。取得的胜利也更加辉煌。p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1937年到1945年，我们党的队伍在斗争中又从不到三万人发展到了100多万。

通过毛主席在延安办的抗日军政大学、鲁艺等等学校的学习，经过了1942年的整风运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不仅队伍扩大了，而且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可见彻底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夺取和占领了党的领导地位，纠正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领导的时候，革命的力量才能得到切实的发展。这个历史教训对于我们党来说应该是刻骨铭心的。

这同时也证明了，在整个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党内的路线斗争，都是贯彻过程始终的。只有无时无刻坚持党内的路线斗争，使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始终作为领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绝对统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顺利向前发展。

二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党内的路线斗争，在这个历史阶段又是怎样发展的呢？它与民主革命时代由于革命的对象和任务的不同，又会呈现一种怎样不同的状态呢？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这最后一个阶级社会的历史阶段，所必须回答的问题。但是要认识它，历史的事实证明了确实不是容易的事。

毛主席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一再强调“反潮流”，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吴冷西同志在《忆毛主席》一书中，专门有一章《五不怕及其他》提到这个问题。他在书中说，那是1957年的一天，“毛主席严肃地告诫我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我在之前也听到别的同志谈到过毛主席的“五不怕”。那时不能理解。觉得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革命工作应该是得到鼓励的，又不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对于革命者来说怎么还有“五不怕”的考验呢？

通过这几十年的经历，才认识到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内同志思想的影响，党内的路线斗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仍然是无时无刻，客观地存在着的。如果错误思想，在某一领域占了上风，“反潮流”的风险，就会遇到“五不怕”的考验。

从民主革命过程中，党的失败和成功的历史经验正好说明了：经过党内斗争，使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取得胜利，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这条规律，在社会主义阶级社会的历史阶段，依然是客观的存在，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消灭存在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这场斗争必然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更加残酷。

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革命的阶级，除了工、农还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分析起来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有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积极性。在党的民主革命在他们的干扰下，一再失败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屈从于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

但是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目的已经达到。这时就产生了他们与无产阶级分道扬镳的可能。他们不想继续前进，失去了继续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的阶级利益与无产阶级就有了不相一致的矛盾。尤其当社会主义革命革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就要起来反对和抵制了。

从毛主席1976年9月9日离开我们之后的情况和晚近四十年的一系列情况，回过头来分析。党内的一些干部，他们对当年的三大改造是不情愿的。但是由于当时革命还处在二次大战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时期，他们不敢坚决反对而坚持己见。到了1957年初。由于1956年，苏共20大，出现了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时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不利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变化。恰恰这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且及时地提出了党内整风的问题，是非常及时而正确的。

“整风”，按照延安整风的经验，目的是要解决无产阶级的政党内党员思想不纯的问题。也就是通过整风清除党内同志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

具体来讲就是要解决领导阶级一些党员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不正之风的问题。虽然是以“和风细雨”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态度，来解决党内思想和作风不纯的问题，这仍然是党内、革命队伍内自我革命的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运动。

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问题，明显是存在于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个人的思想作风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毛主席制定的党领导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之中。这是不容置疑的。

整风要达到好的效果。根据延安整风的经验，首先应该是从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整风文件开始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头脑、进行自我批评就达不到一定的深度和高度，个人的思想检查就不能是深刻的、触及灵魂的。而只有在这样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之上，然后进行的互相批评才可能达到既加强团结又提高思想水平。产生按照毛主席总结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思想基础上，达到的新的团结的目的和积极效果。

历史事实证明，延安的整风运动，使我党的干部在思想上、理论上、作风上都有了很大提高，使解放区的面貌为之一新。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在干部队伍的准备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7年的整风，根据毛主席的愿望，因为是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应当取得比延安整风更加积极的效果。但是实际的效果，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设想。当时的做法，今天回想起来，却觉得是有些奇怪的。

第一，1957年的整风，按照毛主席的本意是希望党外的民主人士和群众帮助党整风，的确是希望他们对党的干部，进行监督和批评。但是奇怪的是当时的有关部门，并没有开始党内整风，也没有进行必要的理论学习。至少当时在党内和各单位，并没有普遍开展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做好整风的思想准备工作。

现在深感为了搞好1957年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员和群众认真学习有关的文件是既重要又必要的。除了延安的整风文件之外，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该作为整风的必读文件，认真进行学习。如果当时的干部和群众，能够认真的学习了这些文件，反右扩大化的情况也就不可能会出现了。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再由单位的领导同志，首先带头进行自我批评性质的述职，最后，才可以请党内外的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进行和风细雨的批评和建议。这才是总结我们延安整风的正确步骤之后，1957年的整风应有的步骤。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1957年的整风，实际上恰恰是与延安的整风反其道而行之的：

整风还没有在党内开展，就先大力动员党外人士无边无际地对党提意见。当时党的威信极高，本来就没有任何像样的意见可提。所以实际上，只要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满而提意见，那必然就是反党，引起众怒是必然的。这样做的结果：整风走向反右，就是必然的趋势。

而且在当时的反右中，逐步演变为批判右派的普遍论调就是：对党的书记和党员有意见就是反党。这样就在无形中恰恰把党变成了，有问题和错误干部的“红色保险箱”。与毛主席提出整风的初衷，要求党外的群众帮助党，参加整风的初衷完全是反其道而驰了。

反右扩大化，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扼杀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它的后果，今天看来就是使党内外群众和干部在1958年对明显极端唯心主义、指鹿为马的“五风”，全国没有一个基层干部和群众敢于批评和抵制；最后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村，居然会饿死人的严重后果。

延安整风的成功与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说明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与无产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区别，这绝不是偶然而作为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一个规律是值得深思的。

而这一切要求普遍的劳动群众都能在当时看清楚是不可能的，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才可能逐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相互配合搞的和平演变，得以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得逞的主观和客观原因。经过了苏、东红旗落地三、四十年的历史教训，劳动人民的觉悟，在斗争和实践中必然会逐步得到提高。党内资产阶级的阴谋，总有一天会被劳动人民所识破。这时革命的高潮就一定会逐步来到。这一切告诉我们，总结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和中国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是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唯有这样，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无产阶级才可能游刃有余地对付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并顺利地战胜他们。

但这仅仅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毕竟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的榜样，建设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的工农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阶级觉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在哪条战线上，中国人民创造的业绩都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

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在文革的五七干校，他们意气风发，不怕苦、不怕累，能文能武。文能大批判，写文章；武能自己制砖、拉砖、盖房子，做家具；插秧、打场、压场、脱粒、开拖拉机犁地、收割；烧火、做饭、喂猪、养鸭。女同志还打毛衣、缝衣服、补衣服，把自己的孩子打扮得一个比一个漂亮，真是无所不能。社会主义自己培养的新知识分子已经呈现出他们新的面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

三

关于改革开放之后，最明显的就是党的干部，由于种种原因，在不拿枪的、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的兵败如山倒。这是党的历史上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分析一本“反腐纪实文学”《追问》来谈这个问题。

《追问》是十八大之后，被任命为一家省属单位纪委书记的反腐纪实文学作家丁捷，从他收集的633个反腐案例中选出28个以上地厅级与省管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最后又从中选中了八位典型，根据他们的自述，撰写的一本第一手资料的书。这本书是2017年4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书中提到十八大以来的四年时间，反腐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将留下独特的印记。200多名中管干部因腐败问题被审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0多万件，给与党纪政纪处分超过100万人。追逃追赃的天网行动已经从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400多人，追赃金额近百亿。

我想通过他所选的八个厅以上干部的腐败典型案例，大致分析一下从1980年到2016年的36年之间，党的官员大批腐败的主客观原因是什么？以及要使反腐形势彻底好转，所需要的外因条件和内因必要条件与要求到底是什么？

第一个故事：鞋子的故事

北边市委的一个常委，贪污受贿六七百万元，玩弄女性，生活腐败。在当上领导之前勤奋、朴素。是个苦行僧，对自己要求很严，有才，讲话脱口成章，深受上级领导信任。落马后，他说他是“穿着草鞋觅铁鞋，脱掉草鞋换皮鞋，踏破旧鞋得锦绣，换上新鞋成囚徒。”

他爸爸是改革初期做小生意的，穿着草鞋走出家乡，背井离乡，年底发了小财，换双皮鞋，回到家乡，等到把这双皮鞋穿破，才把他和哥哥养大，送到了高等学府，成为了天之骄子。他爸爸得了癌症，临去死之前对孩子说：“希望你们好好干一番事业，最好捧上铁饭碗，再也不怕脚下没路了。”

他们牢记父亲遗训，特别勤奋刻苦，不知踏破多少旧鞋，终于奔上了锦绣人生。50岁不到，就走上了厅级领导岗位，成为家乡远近闻名的贵人。他也特别珍惜这一切，凡事特别谨慎，不敢妄为。许多人“公关”，都被拒之门外，许多“公关”高手，都一个个败下阵来。

最后有一个家乡老板，把他这个“堡垒”拿下了。怎么拿下的呢？一个元旦前夕，老板以替他母亲稍信的名义，一进门就蹲在地板上，亲手帮他脱下脚上的旧鞋。说：“辞旧迎新，穿上新鞋，意味着履新。这是令尊大人生前的美好愿望啊！”他特别感动，眼泪都下来了。从此，这个老板每年新年都送一双新鞋过来，亲手帮他换上。他也如愿一步步从副厅虚职到副厅实职，再到正厅，直至正厅要职。五六年内，履新四次。

他处处小心，唯独对这位老板，开了口子，有求必应，帮老板办了不少事，也收了他不少钱财。最后走进深渊，把前途变成了囚徒。他刚换上当年的那双新鞋，才两个星期。而供出他问题的，正是为他穿鞋的那位老板。

我的分析：

这个故事比较简略，只说是北方的某市。作为党员，他没有党员应有的崇高理想。只想升官，过好自己的日子。虽然小心谨慎，结果还是被资本家老板，拉下水，成了囚徒。

第二个故事：危情记

在成都，一个赵姓的原副市长，他没有收受巨额贿赂，蹲了两年监狱就出来了。他认为自己犯的不是罪恶，是罪孽。犯事的情况是：道德败坏，生活腐化，严重违纪，被双开；犯有重婚罪，被判了两年。现在隐居在老家山区一个小镇边，帮亲戚料理一片鱼塘。赵50多岁，如今是这里的名人，他懂得一些饲养方面的农牧业技术，帮助亲戚和养殖户们解决了不少问题。

这个赵市长就出生在这一带山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还相当闭塞。老战友介绍的一个企业家庞老板，把他拉下了水。他当开发区主任的第二个春节，先批了80亩地给这个庞老板圈地、造房子。还勾结大国企与之入股，共同开发。庞老板因此赚了一个亿。是他这个赵主任一路支持办下来的复杂手续。为此，有很多政策瓶颈被突破，违反规矩。但他完全是为人情，没有拿他的钱。因为，市里圈的土地几千亩都荒着。有人来建房子、上项目，也是市里当时极需要的。当时觉得：“我不收钱，没什么好怕的。”其实隐性的好处收了。

这位庞老板想了很多办法瓦解他。请吃饭、打高尔夫球；香烟、红酒；钱与贵重物品自始至终没拿。最后从女色上把他突破了、腐化了。事后庞老板对他说：一个服装老板的小老婆都超过一打了，用四季、月份给她们起名字，都不够用了。他养得起，不比古代的皇帝差。在这样的氛围中，庞老板接着说：“你们领导啊，只有一言九鼎的威风，却没有三妻四妾的实惠，“心苦啊”！ ”

20世纪90年代。满城都是酒家、足浴、K歌厅。时代风云，都要有美女在场，在那时再正常不过了。声色犬马常态化了。他从山里出来，当兵、吃苦、抗洪抢险、奋发，走到了这个位置，人到中年，在老板们面前，心理失衡，被人家看透了。第一次出轨，是姓庞的安排的。从此就腐化了。

他把开发区的工作搞得风生水起，成了市里的大红人。市委书记、市长见了小赵、小赵的叫，亲热劲没法说。太风光了，风光掩盖了一切，也麻痹了自己。没人在意绯闻，“我觉得生活随便一点，不是事儿。”还成了副市长的热门人选。这时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帮助了一个女大学生，解决了家里人在家乡被欺负的问题。为了报答，女孩跟他同居了。后来他在外面又养了一个女人，有了第三个家。这第二个女人是姓庞的替他安排的。还各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就从一个得力的干部，成了一个腐败分子。他除了频频出轨外，还犯了重婚罪。从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的中期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到2013年出事，也不过七八年时间。

我的评论：

这是在西南的四川，成都市的一个副市长。资本家要取得国家资源，必须利用干部的权力得利，无孔不入。而改革开放后的干部是生活在资本家的包围之中，把老板当做自己的朋友，在招商引资的外因下，在灯红酒绿之中，没有远大理想的人，迟早会被拉下水。赵副市长也不例外。

第三个故事：无法直立

上级纪委推荐了一个案例——某中等城市的市政协主席李立清（正厅级）。在其担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和市委副书记的六年时间内，卖官鬻爵，为煤矿老板、开发商大开暴富方便之门，伙同妻子、女婿等亲属收受贿赂累计6400余万元之巨。他是白培恩的“缩略版”，连同家人一起违法，一起被抄。

李立清的发迹与堕落过程基本上是同步的。官场是他的生意场，他买官然后再卖官，卖官然后再买官，通过循环犯罪的手段，不断把自己的“官场产业”做大。他背后还站着一个资本兄弟集团。把李立清当做一个项目来投资和运作，最后达到操纵这个项目官员的目的，可见资本家的野心之大。

2015年李立清，一个英俊的58岁男人，在此服刑。根据他的阐述：

1995年，他37岁。是一所重点中学的老师。之前他是在自己老家小镇，教高中政治课，连续几年，高考成绩全市第三名，引起教育局注意，把他挖到了市重点，成为全市政治课的教学骨干。

但工作在市重点中学，反而受到学校副校长的排挤。夫妻两地分居，女儿上中学的问题都没有条件解决。市里招考副职，他就赶紧去应考。笔试名列前茅，却名落孙山。

这时，市秘书处的副秘书长，看上了他，调他去当了秘书处的副处长。他一步升天，处境改善。副处长当了三、四年，还是没有提拔的迹象，心里着急。2003年市里再次拿出一些直属单位副职，进行公推、公选。李又毅然报名：体育局副局长。

这时李在市里已经八年了，他对市里宏观管理、人头都已十分熟悉。他认为“官场深如海，变幻莫测”。这时一个姓许的人出现了。这个人能说会道，外号：许博士。因为他喜欢穿BOSS牌的衣服，人家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外号。是李立青中专学校的校友。他在多个城市有企业，他的公司总部在昆明。据说，许博士认识省里一位重要人物的太太，常陪她打牌，可见他的水平和实力不虚。靠他的“运作”，李立清通过了笔试和面试考察，直接到组织部报到，担任组织部副部长，比体育部长高多了。从此李立清就对许博士感恩戴德，另眼相看。两次考试不同的结果。45岁走上了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他不看做是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的结果；完全看作是许博士运作的结果。确立了一个“仕途观”——认为工作好坏对自己不重要，人生转机的关键是要靠“运作”。要能找到通向上面的路子，找到一只无形的“如来大手”把自己托起来。他说：“我从一个埋头苦干的书呆子型的干部，变成了一个东张西望，拉三扯四的精明官僚。”

许博士第一件让他做的事是为许的表弟打架，砍伤好几个人的事开脱、摆平。李立即表示尽力。两天以后，公安果然放了人，赔一些钱了事。年后，博士拜年，提着小布袋，十万人民币。李让老婆收下了。事后，没睡着觉，想退回。老婆说：“这样朋友就做不成了！”也就没退。

第二次许博士找他，是看中了某县的一个矿山想获得开发权。这事本来他是不便管的，这与组织工作八竿子打不着。李却去打电话给县委书记打招呼。书记说：“让他来公平竞争吧！政府准备招标。”他又给县的组织部长打电话，让他给有关单位打招呼：“同等情况，请于照顾”。事情顺利办成，许博士拿到了矿山开发权。他给李送来了50万。许说：矿山转手赚了过亿。李就心安理得收下了。他过几天又给李的老婆孙兰送了50万。从此李不再亲自收钱，老婆孙兰替他办了。孙兰把关也很严，只接待许博士与他的关系户，不扩大范围。所以一直到双规，全市人民心目中李还是一个好干部，清正廉明的干部。

李说：我帮许博士做事，做的都是“大事”。许专门买了一个小楼，与李立清家是散步的距离，装修成一个餐厅的样子，专门养了两个厨师，用来招待市里方方面面的领导。李与孙兰每周有两三天在这里用餐，许与李的关系知情人心里是有数的。市里的头面人物，都知道许是昆明的大企业家，是省领导的座上宾。与他相处过密，恰好说明李与上头的关系硬，很微妙。与许的来往李自己觉得“我的背景从此不那么单薄了。”对许与他的兄弟的生意，李是有求必应，对他们的贿赂，也不阻拦。有孙兰打理，李也不问家里的钱多钱少了。

有一阵子似乎吃得香、睡得着，而且顺风顺水。一切看起来，都很如意。希望这是真的。但是魔鬼、邪路、错路在前面守株待兔。他突然发现，灵魂不在了，身体虚脱了，成了一个空壳，瘫痪在地，无法直立。他彻底趴下了，成了魔鬼的工具。

2009年初，李被提名市党委委员、组织部长。一天许请吃饭，饭后送他土特产，箱子特重，直接搬到地下储藏室。很好奇，打开一看，都是现金。数了老半天是666万元。一年后，李的女儿结婚。他说包了888元的红包。回家一看，一个红色的大袋子里面整整888万元的现金。李说：“他对我这么用心，我也努力帮他牟利。他提出要市中心，老干部活动中心那座楼。我就出面活动，照办。不仅把这栋楼盘给他开发，还把在郊区的为盘老楼置换的土地，开发的新活动中心的业务也全盘托给他们公司，直接办成，不必招标。”

至此，姓许的已经不满足经济利益了。他开始给李立青推荐干部。一开始只是给谁提个级别；给谁调个位置；给谁搞个返聘什么的。李都一一照办了。因此，一些干部，不拜党、不拜神，纷纷拜倒在一个商人门下。

李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没几天，他就推荐一个年轻人，当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理由是这个年轻人文字能力强。李嘴上答应了，心里其实不舒服。办公室是单位的核心部门，主任一般都是一把手亲自选调能力强的、品行好的、忠诚度高的人担任。你一个生意人，居然要直接给我安排这个岗位的人选。这不是成了他的“派驻”了吗？我装着爽快的样子，接受了。可第二年，他又给我推荐常务副部长人选。他一口一个“我们”，跟我商量干部问题，不就是直接插手吗？我说这是市委书记亲自定的。他居然在我面前摆脸色。

李立清当了市委副书记。靠许拉人际关系，行贿、买官。又用贪污来的钱款，让孙兰开茶馆进一步捞钱，成为向他行贿的公开场所。

最后两年，许妄图向李推荐副秘书长、推荐分管单位负责人。李明确告诉他：“我已经不是组织部长了，安排干部的事不要找我。”这时，许的眼中冒出杀气。

十八大以后。李立清仍然毫无顾忌地通过协调几个大项目，大肆收受贿赂。进账30多笔，共500余万元。组织对他问题调查时，他还穿梭在老板之间，在茶室一笔笔收钱。李立清猖狂到这样的程度，引起了省委高度的警惕。决定召开紧急会议，立即对他采取措施。他的案件从立案到移送司法机关，只用了20多天。创造了厅级干部从党纪执行到法律执行交接的最高效率记录。

在“双规‘’前，他闻风之后，一边照样忙着收钱，一边召集行贿者建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串供、签订虚假协议。当他找到许博士，要求他聪明一点，配合调查时。这位兄弟，未等他把话说完。就大骂道：“姓李的，去你妈的，你当我和你一样弱智。”

他在狱中忏悔道：“千万要守住初心。那点理想，那点人文，那点不畏贫困的小清高，是人最宝贵的心灵财富，......。我现在羡慕焦裕禄，崇拜焦裕禄。”

我的分析：

这个案例，也是发生在云南的一个市。作为一个市重点中学的优秀教师，他先是凭自己的本事考官，落榜了。他第二次考官因为走了门路，考上了。因此，他相信惟有“运作”——走后门，才可以达到目的，靠本事不行。

可见官场腐败的根子是上级省里的高官与企业老板相勾结形成社会关系的不正之风造成的。从此，他就靠巴结已经被腐殖的干部与资本家。拉关系，往上爬，走上一条腐败的犯罪之路。他做官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为了爬上去、捞钱，不惜犯罪。他被资本大佬操纵，为资本的利益服务，成了资本利益在党内的代理人，可以算是一个坏人。他为了入党做官、发财，与资本家勾结起来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做一个党员，从来也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远大理想，最后走向深渊。

第四个故事：风雅殇

作为分管领导省文化厅的副厅长，由于分管的下属单位发生违法犯罪窝案；多名领导干部和专家，利用公职权力和信誉偷盗、制假、贩卖字画、文物被法办。他受到党纪的严厉处分——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为副处级。省委组织部及时取消了已公示的他的巡视员（正厅级）待遇。许多人为他叹息，不愿看到学士双全的他，却因下属犯事而受到如此严厉的问责。在最后一程，留下偌大的缺憾。

但有的人认为判轻了，因为1、文化犯罪活动持续时间长，非突发性，不可能不漏出蛛丝马迹，如果没有他的失察、纵容，很难发展到这种程度；2、这些下属大都是他提名任命的，个别专家还是他亲自考察引进的，很难说他与这些人之间没有利益瓜葛；3、文化是文人的一种人心工程，文化产业是政府的一种信誉产业。在他的领导下，文化在一个地区，某种程度上伤害了人心，背弃了诚信，对社会造成的“潜破坏”不可低估。

问他对此怎么看？他说：“我是有责任的，省纪委没有纵容我，也的确没有冤枉我。”“文化界这些年还是蛮乱的，是普遍乱，不光是我们这里，全国许多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江苏这些艺术大区。我们这里发生的事，他们那边或多或少都有，有的还更严重。造假货、卖假货已经成了“光明正大”的产业了。我是做了深刻的检查和反思的。”

他接着说：“20世纪90年代，我在省文化厅下属的文物公司当经理（处级）。那是很多行业尤其是文化口，政企、事企不分，文物公司的领导算是真正的领导。有弊端，也有好处。文物成为商品可以流通，但文物是一种特殊商品，说到底流通的是文化、是民族记忆。因此，信誉特别重要。政府直接做，至少信用上有保障，老百姓信任。从业者也有一份敬畏，不敢乱来。（再说为了公家的事，何必乱来。）那时候，作为文化官员的身份，从事这个行当，没有想过、动过歪脑筋谋私利。但可以用来流通、交易的文物毕竟有限，又不敢放开经营当二道贩子，从社会上征收文物，再加价卖出。这里面风险较大，靠编制内有限的专家力量，做不起来，所以文物公司做不大。”

“2000年初，考察提拔我当副厅长时，我觉得很惭愧，自己业绩一般。老厅长说：‘这个行业不能通过数字看业绩，要看对行业的严肃性和信用度的维护程度和健康交易的可持续意义。’这话被我和后来人嘲笑过。现在想想，非常正确，有远见，是金玉良言。我正是忽视了这个原则。

当上副厅长后，我仍然管这一块。因我是书画家，所以还兼着画院的院长。这时‘文化产业’的概念被大张旗鼓地提了出来。2003年前后，中央开了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会议。出台了放开搞活文化体制、引导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省委分管文化意识形态的副书记、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管文化事业的副省长，先后到我们厅调研，希望我们能跟上步伐，把这次发展机会抓牢。

担子加重，没有以前清闲了。就赶紧组织人马，一边开务虚会，一边组团出去学习人家文化大省的先进经验。到北京琉璃厂、798艺术区；深圳大芬油画村。目睹油画成为一种产业的蓬勃景象。‘美术也疯狂’；去江苏，他们较早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特色是较早从体制破冰。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他们早几年就启动了。江苏无锡市最先从政府部门剥离广播电视，建立广播电视集团，实现政企分开，局台分家；在省直层面把文化改革推开。在2001年前后就把广电、报业、新闻出版、演艺、文化投资全部从政府剥开，组建几大产业集团，实行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运作。政府不再包养文化，文化也取得空前活力。调研时看到他们的‘几大文化集团’规模、实力在全国无不领先。江苏的美术产业也不错，诞生了一批民间画廊，一批艺术品拍卖公司，书画艺术交易非常活跃。一度曾有书画市场‘北北京，南南京，上上广，山东、四川小儿郎’的说法。调研回来之后，我们非常兴奋，决定大干一场，为我省文化、文人找点发达的机会。

姓张的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闯入我的视线的。大干，首先要解决‘人才’的问题。政策机遇再强、再好，没有人来运作，不能抓住，一切都是空谈。我决定先找人，把几个关键岗位的负责人换掉（文化产业处、文物公司、画院，得有一些具备经营头脑的人，才能玩得转。）。姓张的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出现了，他原先是省博物馆的后勤人员。只有大专文凭，别看他文凭不高，文化产业的点子特多。有人举报他不好好上班，。利用博物馆的平台干自己的私事，倒卖文物、字画。还听说他鉴定是火眼金睛的水平，而一些鉴定大家不一定比他强。据说，跟故宫博物馆的专家都敢打口水仗，辩论文物的真假问题。文物毕竟是一种实物，真真假假，有时候未必靠文凭，一定的学养见识，丰富的过眼、过手的经验才最重要。厅里有许多他的传说。比如，一张字画，除了鉴定真假，他还有一项才艺，就是唱价。你出示一件作品，他唱出的价格，会准得让你膛目结舌。

字画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无价的，不同于普通商品，有相对科学稳定的定价系统。它是艺术品，卖的主要是附加值。什么名气啊，来历啊，题材重大程度，吉利不吉利，有没有历史记载。最好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关；有一点传说佳话也行等等。反正要有说法，有来头。所以，你买一件东西，买得便宜了，不一定是真占便宜，卖得贵了，也不一定是真吃亏。因为艺术品本身不重要，它的内涵和外延，才是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佳士得拍卖一件乾隆玉玺，两个多亿。学生认为不值，认为那个玉的质量是一般的档次。我说：你错了，把一件艺术品看成了工艺品，甚至看成一块石头，还是没有入门啊！这是文物！乾隆的东西，它就是一块砖雕成的，也比你现在一块上好的和田玉贵无数倍。

大张来找我时，我当机立断，决定用这个人。他们为我创造了业绩，有目共睹。同时也为我，为这项事业埋下祸患。

他当时级别很低，才是科级，我就先给他任命了一个文物商店的副经理兼支部书记。让他在用人方面有话语权。

最后就是他们勾结起来，大发横财。最后他提出把单位的招待所改成宾馆。在这个过程中他人不知鬼不觉地贪污了招待所挂在墙上的许多名人字画。从低级黑、高级黑到特级黑。终于成了犯罪分子，我也因此而倒台了。”

我的分析：

他这个副厅级干部，应该是一个好干部。他的错误，应该外因是主要的。

在文化事业单位变文化企业；文物成为商品；政企分开，国家的广播、电视、出版事业都要和政府剥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突破。生产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划分，我们过去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划分的。只有创造价值的物质生产单位，才是企业。不创造价值的事业单位是上层建筑，不能赚钱，只能由人民的国家拨款建设和维持，才能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

让上层建筑单位去赚钱，而社会上又允许出现暴发户。那么文艺也就只有搞歪门邪道，为资本服务，才能更好地养活自己。要跟上形势，必然只有会投机、坑蒙拐骗的人吃得开。在这样的条件下，当一个文化厅长，不犯错误才怪。当然他也可以不犯错误，那就是他可以辞职不干。看来别的办法还真没有。

借调二年结束。团省委一个分管学联工作的副书记对我说：你可以有两个选择的机会。一是留在团委学少部，发个任命文，就是机关的正处长了。二是回学校，建议学校让你当一个团委副书记，便于继续与团省委保持工作上的联系，有利于学校这方面的工作。我说回去跟学校党委书记请示一下，听听他的意见。我给自己留了一个回旋的空间。与党委书记汇报时，我在转述团省委书记的话时。把第二个意见的建议的副书记改成了书记，把“副”字去掉了。书记问我自己的想法。我就说愿意留在学校，留恋学校的学术氛围、不愿意丢掉专业。于是我就回来当上了校团委书记。成了全校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我刚30岁，就在仕途上巧取到了一个很高的起点。

我选择了功利、玩弄了手段、耍了小聪明。这是我灵魂中的第一个裂痕，致命伤。

灵魂的第二个裂缝

“我的工作是拼命的，我的学问是扎实的，我奋斗的弦绷得很紧，一刻也没有放松。

在与科技职业学院合作办学的过程中，我为该校董事长汪某提供了太多的帮助，但我一直拒收他给我的任何好处。有一次他送我一盒新茶，我随手扔在了办公室的一个角落。几天后遇到他，他随口问我茶喝了没有？那是很好的茶，一定不要送人，一定要亲自拆了喝。我想一盒茶，用得着这么慎重其事吗？不对。到办公室，拆开一看，果然里面放着一条钻石项链。我当即重新包装起来，找个机会还给了他。

事情办成之后，那年一开学。汪某就给了我80万，我客气了几句，收下了。这应该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分水岭。是我灵魂的第二次开裂。

可见所谓的恩情与爱情，后来证实都是滑稽不堪的。几乎所有给我送好处的，和我送过好处给对方的，都在第一时间揭发了我。

我的评论：

他可以算是一个坏人。作为一个高校的校长。他是费尽了心机，伪装自己，骗取荣誉，掩盖自己肮脏的灵魂。自觉地贪污犯罪。不过他的堕落仍然离不开资本家和他们对他的包围与腐蚀，特别是那个姓汪的老板。

第八个故事：曲终人散

他被媒体称为“江湖大佬”、“国企巨贪”，在穿过两道铁门进入监狱内院，在坚守区的一间“服刑人员心理辅导室”，我终于见到了他。

他说：你要了解的是我的违法乱纪的无耻轨迹，我的心灵堕落史是吧？那我会坦诚交代。说过不知多少遍了，这回他们又给我做了好久的思想工作。说我是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犯罪的典型。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给国家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十辈子都无法弥补。把教训提供给现在在位的国企领导们。全国国有企业，大大小小有近20万个，一把手有几十万，确实需要把血的教训告诉这些人......国企一把手权力太大了，有时候违纪不违纪，犯罪不犯罪，完全在他个人的一念之间，约束太少了。我是一个无期徒刑犯，最严重就是改判死刑，我答应不答应，你们能拿我怎么办？但我答应了，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曾经的正厅级国家干部，我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我罪孽深重，应该寻求赎罪的机会。我个人那点形象，反正早就一塌糊涂了，你怎么写也无所谓了。

他背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

《人生悟道诗》

历尽沧桑展鹏鲲，失却航标暮色昏；

国企做成家天下，得道唤来鸡犬跟；

順者任尔掌舵轮，逆者整你难翻身；

金钱美色家常饭，蛀虫布阵私家军；

辉煌已成昨日事，功劳不是免罪证；

曲终人散晚景凉，高墙坚壁度残生。

我的分析：

这首诗确实很好的概括了他的一生，写出了他的为人。

四

最近在网上看到中纪委通报：2025年前9个月，90名省部级、3704名厅局级，3.1万名县处级干部被立案。超十万乡科级干部被立案。受贿行贿一起查；立案2.5万行贿人员。

根据以上情况，老虎、苍蝇打到今天。反腐形势依然严重。原因是什么呢？

毛主席早在1949年3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曾就党的工作中心向城市转移的情况，告诫我们。他说：

“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绝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主席在报告的最后说：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没有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主席还说：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毛主席这些高瞻远瞩的谆谆教导，今天读来好像是针对我们现在讲的。

1、1980年之后出现的种种社会怪象，特别是党内的经商潮产生的干部腐败问题，显示不是个别的党员忘记了毛主席当年的教导。

从主观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提阶级，必然也就没有了自己的阶级队伍；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只能是自己个人，在资产阶级各种老板和资产阶级香风和妖风的熏陶、包围中苦斗，最后眼看着在资产阶级的精神侵蚀下，一步步的走向堕落，一个个地倒下，成了人民的罪人，成为阶下囚。无产阶级形成不了阶级的合力，没有阶级的力量，使我们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陷于不利的地位。

2、前面的八个故事中，所有倒下的高级官员中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都至少有一个离不开的老板（资产阶级分子）朋友，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和联系。党的干部怎么从与工农劳动者的同劳动、同吃、同住的三同，变成了与资本家、老板娱乐、喝酒、打高尔夫球，与美女住宾馆的“四同”了呢？他们要过资本家的生活、与资本家看齐，又大权在握，怎么能不腐败与贪污呢？！